第 115 章(2 / 2)

范仲淹却摇头,没接受对方的自谦:“稚圭和彦国其实都心有气象开阔。吾赖年长而已。”

当时那种情况下,作为资历最深的那个人,不是范仲淹站出来又能是谁呢?

韩琦和富弼就算有所想法,碍于他的存在,若是不想让范仲淹背上锐气尽丧,或是自己背负起不懂“规矩”不敬上官的名声,自然得是先等他的态度。

有赖于同僚对他的尊重,他才侥幸成为变法的领袖。所以他怎能愧对这份心意呢?

所以啊,如孟子所说:

“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?”

【另一方面,这样的危机反而将宋朝自身的矛盾全部暴露,朝堂上突出的问题一览无遗,不需要人们费尽心力从和平表现去扒拉改革之处。

辽国虽然趁火打劫提高了岁币,并且对西夏最初的独立运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。然而尚且满足于澶渊之盟构建起的辽宋外交体系,并不希望西夏全然替代宋朝的地位,对于宋朝抗击西夏的战争也就提供了一定的援助。

宋仁宗赵祯虽然是个不够坚定,性情软和的老好人。然而到底不是像赵佶那样的昏君,有着使大宋走向更好的政治理想。

仁宗一朝的政治风气,

也是有宋一代最好的时代。士大夫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想。】

——赵佶。

赵煦捂住了自己的脑袋。

那种模糊的不好的预感最后终于尖锐地撕开了真相上的薄雾,将最残忍的现实摆在了他的眼前。

怎么会是赵佶继位呢?怎么应该是赵佶继位呢!

端王轻佻的名声难道还不够闻名吗?是谁盘算着立上一个足够草包,容易被他们操控的皇帝,最后却将整个大宋江山悉数葬送的!

子厚呢?子厚难道没有站出来反对吗?以章惇的个性,就算士大夫们急着想给自己找个好摆布的皇帝,他那样骄傲到接近自负的个性,却怎么接受得了自己将要侍奉辅佐一个平庸甚至荒昏的君主!

他如果活着,必然是要反对的。而以自己对他的看重,如若他活着却没办法阻止赵佶的上位,又该是谁呢?谁有力量力捧赵佶成为皇帝呢?

冷汗浸满了后背,赵煦按着自己的胃部,喉口忍不住发出了细微生理性的呜咽,然而面色惨白的皇帝,此刻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。

是赵佖和赵似死了吗?还是章惇先他一步而去?亦或是,

他那位对于自己姑婆的权势心向往之,同样对于新法的实施不甚赞同的嫡母,从中插了一手呢?

他咬了咬后牙根,冷哼着啐了一口。

【所以,这确实称不上变法的天赐良机,却已然是个颇为难得的机会了。

但是不幸的是,不论是宋仁宗还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变法派,在这个阶段都没抓住庆历新政最应该进行变革的地方。】

——来了。

赵祯坐直了身体。

范仲淹也肃穆起脸色。

庆历朝堂所有的变法派都对着天幕翘首以盼。

【军事。

庆历新政最应该着手从事的方向,我个人认为是军事,而不是它重点在针对的吏治方向。】

【吏治重要吗?当然重要。

所以庆历新政重点的十条政策中,才会有整整七条都与它相关。剩下三条所谓富国强兵的措施,唯一一条和军事有关的修武备,都因为辅臣们的集体反对而从一开始就没有施行。

然而正是因为它对于大宋文官们来说,实在太重要了,是他们的饭碗,他们的命根子,他们维系家族传承的根本。

所以我才不支持庆历新政上来就针对吏治,或者说,不支持针对吏治的全盘。】

【事实上,范仲淹对于改革将要着手的几个方面,认识是清晰的。

他比王安石还更好的一点,就在于他更谨慎,更踏实,他知道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所以这三个方面不能够同时进行。故而只选取了他认为最根本的吏治下手。

但是他没能意识到,改革这种事情,就应该将自己的伙伴搞得多多的,集合多数派的力量,再逐步将少数派的反对而消灭。

如果他从军事方面先开刀,刚刚经历过宋夏战争的惨败,心理尚且残留着阴影和火气的宋朝文官们,骨头虽然已经有点软了,行为上却还是能被那种耻辱感所激励起来。

修武备虽然遭到了反对,但那是因为府兵制的存在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的发展。

宋军不需要再增加数目,尤其是纸面数目了。他们需要的是大刀阔斧地梳理,从上而下地断开那些错综复杂的勾连,查清楚自己手下到底实际有多少兵,有多少能打仗的兵,怎么让不能打仗的兵变得能打仗。

而正巧,范仲淹是自己从西北边疆走出来的人,是亲身见识过前线厮杀,通晓军事的人。以宋朝重文轻武的国情,利用文官势力强大于武官的便利,集合文官力量将冗兵背后那些破事清算干净——这才是他当时最有可能办成的改革。

顺便一提,募兵制的发展本意是让军队这一国家强制力最直接的体现,彻底从农业生产中剥离出来,使得其职业化,真正成为国家政府手中一柄无往不利的尖刀。

大宋能把职业军队搞得还不如半农半军,也真的是让后人“佩服”。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