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，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。朝廷体面还要不要了？官员威严还留不留了？杜山一纸状书戳破了这一层窗户纸，直接指控陶成、陈佐等几个人欺官，操控县治，连知县都坑死了。结果整个案子从一桩贿赂小事上升到了“彭县还姓不姓朱”的问题，不由得上峰不上心。

这一份状书，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。

一般来说，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。不过推官业务很多，未必每天都在，因此在这之前，公堂还有一个预审环节。

成都府的公堂，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，一个叫直堂吏，一个叫直印吏。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的诉状，初步判断其性质，并签发牌票，召唤涉案人员等；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，他的手里有一个簿子，上面写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几道，用了几次印，有几封诉状上交，有几道牌票发出，等等。两者互相配合，也互相监督。

二十三日这一天，值班的直堂吏叫杨汉采。他收到杜山的诉状，先读了一遍，并没有急着转交。这个指控很敏感，不能偏听一面之词。推官老爷就算要审，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齐了再说。直堂吏的主要工作，就是预先把相关人等材料准备齐全，让老爷可以直接升堂断案。　于是杨汉采当堂写了一道牌票，交给防夫刘景高——防夫也是一个役职，可以视为保安与邮递员的合体——让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赶到彭县，把陶成、陈佐等人提到成都来问话。

刘景高拿着牌票，一路从成都赶到彭县。二十五日他一进县城，迎头就看到两个衙役走过来，看穿戴，一个是快手，一个是皂隶。他们俩特别热情，说设下了宴席，非要拽着刘景高去吃酒。刘景高问他们俩是谁，两位自我介绍了一下，一个叫刘本敖，一个叫王廷用。

原来杜山上告这事，早就被陶成、陈佐发现了。两个人很惊慌，成都府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，断然不能去。好在他们熟悉政务，知道成都府一定会派人来提审问话，只要把这个持牌票的人多拖住几日，说不定就能把这事给拖没了。

于是陶成把刘本敖、王廷用叫过来，让他们二人等在县城门口，专等刘景高抵达，务必死死拖住。刘、王久在公门做事，对这一套惯熟得很。他们在城门附近找了一处房子，弄了半坛子酒、两斤肉还有一盘面，等着刘景高到来。

刘景高不过一介防夫，平时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，看到有人设宴款待，自无推辞之理。三个人在房子里推杯换盏，吃得十分尽兴。言谈之间，刘本敖听出来这位防夫颇好女色，心里立刻有了一个主意。

他假意殷勤，请刘景高去自家安歇，然后直接敲开了对门的门。刘本敖的对门住着一个小媳妇赵氏，闺名叫八儿，平时生活不怎么检点，跟刘本敖有一腿。刘本敖给了赵氏五分银子，要借她美色来羁留来人。

刘景高在刘家舒舒服服睡了一宿，次日起来，准备拿牌票去衙门提人。刘本敖却说不急，拽着他去了赵氏家里喝茶。收了银子的赵氏稍一撩拨，刘景高立刻把持不住了，当晚便奸宿在她家里。牌票哪及白嫖好，办事不如办人忙，从此深陷温柔乡中，此间乐，不思蜀。

刘景高不光免费享受美色，还不停地问刘本敖他们要钱。于是陈佐出了一两五钱，陶成出了一两二钱，王廷用、刘本敖各自出了一钱，凑了二两九钱，送给刘景高。刘景高给了赵氏五钱买吃食，自己留下了二两四钱在身上，日子过得美美的。

这边厢刘本敖用美色拖延，那边厢王廷用偷出成都府的牌票，仔细研读了一下，发现一件怪事：这个牌票上面，陶、陈、刘、王等人俱在其上，可是唯独缺了王廷美的名字。

前面说了，王廷美是王廷用的亲戚，之前借陶、陈之力进了户房，也属于这个小集团成员之一。不过最近几年因为一些琐事，王廷美跟他们的关系并不算和睦。

王廷用一直怀疑，杜山一个泥腿汉子怎么知道去成都府上告，诉状怎么写得如此犀利？一定是有精通刑名之人从中指点。如今看来，八成就是王廷美，不然怎么牌票上没他的名字？

好哇，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，别怪我不顾亲戚情面。

王廷用大怒之下，向陶、陈二人说明真相，那两个人又连忙禀明主簿王仲杰。几个人头碰头，想出一个坏主意。在这之前，正好有彭县乡民控诉衙门小吏私收纸罪银五钱四分，王仲杰直接把这个罪过栽到王廷美头上，不容申辩，直接打了他二十大板，投入牢狱里。

这一招釜底抽薪，断绝了杜山的法律咨询之路。没有王廷美支着，一个老百姓能折腾出什么花样？

一来二去，时间进入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十一月份。赵氏再漂亮，刘景高也睡得差不多了，无论如何要提人回成都了。十一月初一，刘本敖在街上溜达，琢磨着该用什么办法继续拖延。他忽然一抬头，看到自家一个亲戚。

这个亲戚叫鄢乾，跟刘本敖是表兄弟，家里尚算殷实。早在嘉靖二十五年九月，家里人出了十五两银子，给鄢乾捐了一个彭州司狱司的候缺吏，那一年他才十二岁。

地方吏员的选拔，一般有三种途径。一是佥充，即选拔有文化的民间百姓，轮候任职，陶成、陈佐、王廷美就是这么进来；二是通过罚充，即把犯了过错的生员、举人、监生等读书人，罚为小吏；从景泰年之后，还多了一个选项，叫作告纳，说白了，就是所谓捐钱买职。

到了嘉靖年间，告纳变得非常泛滥，年龄、能力什么都不考核，交钱就给。当时的价格是，州县典吏二十两，卫所典吏十五两。所以鄢乾捐了十五两银子，遂以十二岁冲龄成了公务员。

鄢乾在彭县候缺了几年，转任成都府，仍为司狱司候缺吏。到了嘉靖二十九年，鄢乾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。这一年的十一月，他刚刚轮完值，请假返回彭县，打算问家里要点零花钱。

刘本敖一看是他，大喜过望。这个表弟在成都司狱司，正好能用得上。于是刘本敖热情地拽着鄢乾回到家里，吃喝一通，然后提出了要求。

他希望鄢乾能利用手里的职权，把成都府催问的牌票再拖上一拖。当然，亲兄弟，明算账，陶、陈、王几个人凑了三两七钱银子，给鄢乾作为酬劳。鄢乾却碍不过亲戚面子，自家又有钱拿，便欣然答应下来。

这事果然办得及时。

十一月初三，杜山见久提人犯不到，再次上堂提告。成都府于初四发下第二张牌票，交给一个叫杜廷玉的差役，去彭县拘人。也恰好在同一日，鄢乾匆匆赶回成都府销假。

不过鄢乾是在司狱司，没法直接干预牌票。他走到四川布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，撞见一个老同僚。这同僚叫黄德，在成都府户房做吏，两个人平日关系不错。鄢乾想到，杜山的案子事涉钱粮，一定会落到户房做审验，便问黄德，能不能请他在户房拖延一下。

黄德当时的表情应该很骇异。这个年轻人胆子太大了吧？事涉钱粮，多大干系，他怎么就敢在布政司门口随意谈论？黄德有心推辞，说户房里没看到这件案子的案卷，估计还留在一堂，没有落房。

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，有心劝了鄢乾一句：“本府老爷法度甚严，你年小不知利害，快莫坏事。”

黄德这句话，绝非虚言恫吓。因为此时担任成都知府的官员，叫蒋宗鲁。

蒋宗鲁是贵州人，普安卫军籍出身，是有史以来普安州第一个进士。此人能文能武，行事极端方。驻守成都时，蒋宗鲁每逢初一、十五日，总要焚香起誓，诵读祷词：“贪婪害民，天必谴之；忠君爱民，天必佑之；有利即兴，有弊即革，凡我僚属，相以勉之。”

这个不是政治作秀。蒋宗鲁在成都知府任上一直兢兢业业，做了很多实事。后来他转任云南，严嵩要当地运输大理石入京做屏风，他深感民众负担太重，愤而上了一封《奏罢石屏疏》，冒死直谏。这事终于作罢，他也因为得罪了严嵩，被迫告老回家。

赶上这么一位有风骨的上司，你还想舞弊挑事，疯了吧？

说完这话，黄德便离开成都出差去了。鄢乾对蒋老爷心存忌惮，有心把三两七钱贿款退还刘本敖，可他有本职责工作，不敢擅自回彭县，便把银子留在办公室内，寻思着下次回家捎回。

这边黄德办完差回来，心里可犯了难。按道理，他既然知道了这个行为，应该立刻举报。可这样做，等于跟鄢乾结了仇。可不举报，万一鄢乾真是失心疯，收了钱去拖延了牌票，事发一审，他也会落得一个知情不报。黄德心下犹豫，便去堂前查了一下，看这案子到底办得如何了。

一查才知道，还好，鄢乾没办成这事，黄德也就放下心来。

这时成都府发出了第二张牌票，由杜廷玉前往催促彭县提人。彭县这边一看催票要到，陶、陈、刘几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们久知蒋宗鲁的威名，知道自己若去了成都府，事情怕是要坏。他们商量不出结果，决定去找主簿王仲杰拿主意。

谁知这些人走在街上，无意中被杜山的老婆陈氏看到了。

陈氏对自家丈夫的官司很上心，一看牌票里要提的这些人居然还敢在街上闲逛，上前一把抓住刘本敖去王仲杰那里见官。王仲杰自然是偏袒自家小弟，把陈氏打了一顿，撵出公堂。杜山听说以后，心里更是恼怒，等着第二张牌票到彭县，有你们好看。

说话间，杜廷玉抵达了彭县。代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痛快地接了牌票，派出一个叫刘兴二的快手，赶往杜山家里。刘兴二先吆喝杜山请他吃了一顿酒肉，然后将其当场锁拿，送进了县狱里头。

等会儿，牌票上要提的不是陶、陈、刘、王四个人吗？抓杜山干吗？

因为杜山是整个案子的源头，必须先把他控制住，然后才好幕后操作。王仲杰老于宦海，深知关键所在。他明面上催促刘兴二继续去拘拿另外四个人，做做样子，暗地里却安排这四个人尽快脱罪。

怎么脱罪？

陶成、陈佐二人当晚找了本县的三个平头百姓，分别叫高汝冲、赵伟和段自成。陶、陈在赵伟家摆下一桌酒席，请三位吃饱喝足，然后说出了脱罪的计划。

首先陶、陈二人会设法说服杜山承认是诬告。既然是诬告，这个案子自然也就撤销了。

可是撤销之后，杜山所积欠的解粮和罪谷，还得如数交清。杜山显然出不起这个钱，接下来高、赵、段三人会站出来，说我们平日跟杜山关系良好，情愿替他缴纳解粮和罪谷，替他免罪。

这笔粮食，亦不用他们三人真出。陶成、陈佐各出十四石二斗五升，刘本敖、王廷用各出五石，凑出三十八石五斗，恰好可以抵消杜山积欠的二石五斗解粮和三十六石罪谷。

换句话说，这几个人打算花钱免灾，自己掏腰包把缺额补上，换杜山闭嘴。

这个方案代价不菲，可为了避免触怒蒋宗鲁这尊大神，他们也只得忍痛出血了。

杜山被关在彭县监牢里，吃了不少苦头。他听到陶成、陈佐提出的方案之后，虽然心中不爽，可这已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，只好点头同意。几方面都疏通好了之后，陶、陈先去禀明主簿王仲杰，说杜山自承诬告，自愿销案。然后段自成出面，把杜山从监狱里保出来，表示愿意交粮赎罪。

这一套手续做得滴水不漏。王仲杰和刘兴二解释了几句，说案子是一场误会，县里已经解决，让他不必提人。一场危机就此弭平。

可让彭县小集团没想到的是，这边刚安排妥当，那边又出事了。

事情出在刘景高身上。

他贪恋赵氏八儿，一直滞留彭县不归，这引起了成都府的关注。当初发下牌票的直堂吏杨汉采一查记录，发现十月二十三日发出的牌票，到十一月中还未缴还，持票人刘景高也一直没回来。杨汉采当即又发出一张牌票，派出成都府直属的快手王童生，去拘刘景高的歇家张万益。

歇家在明代是个特别的职业，营业范围很宽泛，举凡生意买卖、说媒拉纤、荐工借贷、诉讼写状之类的都能做，可以说是一个代办各类业务的公司。尤其在官府事务上，歇家很重要。比如老百姓告状时，得有歇家作保，官府才收你的呈状；比如官府收押犯人，怕监狱条件太差囚犯死掉，就由歇家作保领回去关着；再比如官府要解送或提审人犯，歇家可以包当防夫或解户，为其押送犯人作保。

刘景高和张万益的关系，就是最后一种。张万益是解户歇家，是他推荐的刘景高担任防夫，负责官府的各种解送任务，张万益则为刘作保。现在刘景高迟迟不归，官府自然要找张万益的麻烦。

可惜张万益外出未归，于是成都府派了一个叫刘永敖的水夫，把他母亲章氏锁拿关入府仓。章氏在里头战战兢兢地待了好几天，直到蒋知府清理仓犯才放出来。张万益回来以后，看到母亲如此遭遇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只好承诺要亲自去彭县找那个浑蛋。

经过这么一闹，成都府想起来了，怎么彭县要提的犯人还没到？本府第一次发牌票没到，是因为刘景高失踪，情有可原；可本府明明派刘兴二送去了第二道牌票，怎么还是寂静无声？

结果，成都府又发出了第三道牌票，由一个叫齐表的快手持票，会同张万益一起，迅速前往彭县查看刘景高的下落，兼提人犯。

这一次牌票，谁也躲不过去了。

张万益把刘景高从赵氏闺房里拎出来，气哼哼地往成都拽。齐表还要把涉案四人带走，可王仲杰出面解释，说案子已经销了，要不我派他们去成都府解释一下吧。

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，陶成和陈佐分别派了堂侄陶田、父亲陈春，会同张万益、齐表、刘景高先去成都。陶、陈、刘、王四人承诺晚一日即至。

这一行人抵达大安门内，陈春、陶田主动花了六分银子，在一户叫王台的酒家里买了一坛酒，请刘景高、齐表、张万益喝。喝完以后，这一行人来到铁五显庙街，寻了一处旅店投宿。到了二十七日，刘、齐、张三人来到承流坊下，等着陶成他们到来。

这时刘永敖，就是拘捕张万益母亲的那个水夫，跑过来，责问刘景高为何这么晚才回来，从成都到彭县也就一天路程，你拖延了整整一个月。刘景高面不改色地解释，说那些人犯俱各有事，我得等人凑齐了，才好回来缴牌。

刘永敖说我为了你这事，几次被上司责问，你得赔我点人情。刘景高本不想给，可是他的歇家张万益坚持让他给，他只好从陈佐贿赂自己的银两里分出四分，给了刘永敖。张万益表示为了你的事我妈也去牢里待了几天，你看着办。刘景高只好又吐出两钱五分，算是给章氏压惊。

刘景高打点完这些人，继续站在承流坊下等。可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陶、陈、刘、王都不见踪影。他起了急，只好再返回彭县，继续催提。那四位却一点不急，反正杜山那边也打点好了，粮食都补缴了，再拖几日，一俟粮食入了府库，账簿一平，这事便能抹个干净。

摆平了刘景高，这几个人松了一口气，觉得有惊无险，这趟麻烦算遮过去了。可陶、陈二人万万没想到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手下那两个闲汉却坏了事。

前面说了，他们四个人合资替杜山还了那笔粮食，其中刘本敖、王廷用各出了五石。这俩货平时只吃不吐，这次被迫割肉，简直心疼到不行，觉得必须从别处找补回来。于是他们俩又跑去恐吓王廷美，说他犯了侵收纸银的重罪，讹了三钱五分银子、价值六钱的十二斤茶叶、价值三钱七分的八斗黄豆。

要说王廷美也挺无辜的，好好在户房干着，只因为被人怀疑是杜山的幕后推手，便被打入监牢，吃了几天牢饭，还被刘本敖、王廷用几个宵小反复敲诈，出血甚多。

泥人也有土性。王廷美愤愤想到，你们不是怀疑我唆使杜山去告状吗？行，爷这次就亲自去告一回！他径直跑来成都府，把陶、陈二人强迫杜山承认诬告，又找了三个人替他补粮的勾当，一股脑全说了出来。

这次接状的，仍是直堂吏杨汉采。他一看，咦，这案子有点眼熟，好像是之前那桩久提人犯不到的杜山案后续。杨汉采觉得这事自己没法自专，上报给了知府蒋宗鲁。蒋知府一看，好嘛，钱粮这么大的事，你们都敢肆意篡改挪移，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？简直视《大明律》如无物！

蒋知府异常震怒，亲自做了批示。仍由杨汉采写了一张牌票，派人再去彭县提人。这一次成都府派的是正经差吏，而且要即提即走，不得耽搁。

这么大动静，成都府内部先传了遍。鄢乾很快听说蒋知府震怒，非常惊慌。倘若刘本敖把行贿之事说出来，自己必然不保。他猛然想起，刘本敖给自己的贿银三两七钱还扔在办公室，赶紧跑回去拿。

拿到了银子之后，鄢乾不知该怎么处理。他思前想后，居然想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计策。他趁着晚上公廨无人，偷偷把这封银子扔到户房黄德的桌子上，要行栽赃嫁祸之事。

黄德原本出于好意，没去举报，却没想到农夫碰到了蛇，反而要被鄢乾陷害。好在黄家有一个亲戚黄春童恰在附近，看到有人影扔下银子在老爷桌上就走，心中生疑，紧追过去连问是谁。鄢乾不敢回答，只得闷头跑，跑到库楼下面时，一不小心，自己头上的吏巾掉落在地。

吏巾不是头巾，是吏员专用的软帽，平顶露额，正中一道折，背面一对乌纱帽翅。这种帽子的主体是庶民样式，但又多了一对官员用的帽翅，正好符合吏在官民之间的地位。

黄春童当即把这吏巾捡起来，连同那一封银子送到户房收好，然后把黄德叫过来。黄德一看，便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对鄢乾再无什么愧疚之心，把这两样东西直接交到了知府蒋宗鲁手里。

蒋知府闻言，立刻派人将鄢乾收押审问。这个鄢乾别看只有十六岁，心思却颇歹毒，自己都已经陷进来了，还要胡乱攀咬，说陈佐的父亲陈春送了杨汉采白银七钱五分云云，结果这谎话当场被揭穿。

蒋知府把鄢乾收在监狱里，又追了一道牌票到彭县，叮嘱务必拿涉案人员到府。

两道知府亲发牌票相继抵达，在彭县的影响力堪比炸弹。这一次再无侥幸，陶成、陈佐、刘本敖、王廷用以及陶田、陈春等人，乖乖被解到了成都府。

成都府调来杜山、王廷美的诉状，一一审问，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审了个清楚。陶、陈、刘、王四人要挟杜山自承诬告之事；刘、王二人诬告讹诈王廷美之事；刘本敖贿赂鄢乾之事；刘本敖等贿赂刘景高阻挠公务之事；陶、陈将四个解户捏成一户欺骗胡知县之事；陶、陈二人敲诈六十二个解户之事；甚至连刘本敖、王廷用两人买闲，王廷美越次争参等旧事也被翻了出来。

蒋知府没想到，区区一件解粮案，牵扯出这么多隐情。若无上官庇护，这些人岂能在彭县如此嚣张？他立刻发下一道措辞严厉的文书，责令彭县主簿王仲杰来府上问话。

其实蒋宗鲁并没打算把案子办到主簿这一级，彭县知县、县丞一直空缺，主簿再落马，县里群龙无首了。所以他在文书里还特意说了一句“如查无干，即放供职”。

可王仲杰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差了。陶、陈等四人被解往成都府以后，他惶惶不可终日。蒋宗鲁的文书一送到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夜里二更时分，堂堂的彭县主簿王仲杰居然绕过成都府派来的耳目，翻过衙门后墙跑了。

这可真是多少年都没出过的奇闻。

成都府没奈何，只好先把其他相关人等拘押起来，解送府上。

又是一轮审下来，把陶、陈等人多年来敲诈勒索的一桩桩事情全抖搂出来，王仲杰庇护纵容刁吏的事情也被相继揭发。这个彭县小利益集团的积年龌龊，终于被完全掀开。

等到了这桩案子审结之时，一共有十八个人被判刑。除了陶、陈、刘、王四名主犯之外，还有那四个未完解粮的解户，那三个自愿替杜山赎买的百姓，彭县主簿手下的几个小吏，成都府先后派去彭县提人的几个防夫、快手、水夫，包括陪刘景高睡觉的赵氏八儿、受贿栽赃的鄢乾、被刘景高连累的歇家张万益，连苦主杜山与王廷美，都被关起来了——他们俩一个解粮未完，一个当初贿赂主犯越次进入户房，这些罪行不会因为他们是受害者而免除。

所有涉案人犯里，最无辜的要数那位户房老吏黄德。他虽然举报有功，可在审理中发现，他当初听见鄢乾徇私的要求，没有及时报官，也要判罪。

这件案子虽然涉事甚繁，但内情不算复杂。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布了判决结果：陶成、陈佐两人，杖一百，徒三年，而且要先在衙门前站枷号一个月，以儆效尤；刘本敖罪减一等，杖八十，徒两年；王廷用再减一等，杖七十，徒一年半。不过刘、王二人最终免去了杖刑，代价是发配到附近的卫所，终身充军。

赵氏八儿、杜山、刘景高、张万益等十几个人，分别判处杖八十，但允许用钱粮折免。只有王廷美和黄德，他们虽然犯律，但情节轻微，态度又好，蒋知府法外开恩，将他们无罪开释了。

至于鄢乾，他先被判杖八十，然后被褫夺了候缺吏的身份，革役为民，这辈子也别想做官吏了。

这个判决，应该说是很公允的。毕竟案子里没闹出人命，涉案金额也不大。人犯们忙来忙去，都是几分几钱地抠着银子，最大的一笔赃款，也不过陶、陈向那六十二个解户索要的四两九钱六分……

有意思的是，在这份档案后，还附了一份“照出”。

“照出”里开列的，是犯人需要承担的诉讼费用——术语叫纸银——以及各种赃银的最终去向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比如鄢乾、黄德等人，得掏纸银二钱，其他彭县犯人要掏纸银一钱。“照出”里还特意写明，刘本敖贿赂鄢乾的那三两七钱银子，由黄德上缴，充入府库。

一干费用，算得清清楚楚。

唯一在逃的犯人，只有一个前彭县主簿王仲杰。这位腿脚挺灵便，比香港记者跑得还快，出逃之后，成都府一直没逮住他。蒋知府没办法，给王仲杰的原籍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，提请当地有关部门注意，一发现他的踪迹，立刻拘拿。至于后来到底王仲杰有无归案，这个就实在不知道了。

纵观这一桩彭县窝案，案情一点也不曲折离奇，也没什么诡谲凶残的情节，动静只限成都一府一县。但它相当具有代表性，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胥吏们的日常生态。

从户房的算手到府衙的防夫，从公堂上的皂隶到奔走乡间的快手，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权力在手，他们便会挖空心思，在每一个细处寻租，从每一件政务里讹诈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。陈佐得知胡知县查侵欺案时，第一反应不是惶恐，而是借机敲诈杜山；刘景高奸宿之余，还不忘问刘本敖讨要零花钱；刘本敖、王廷用补交了赔款之后，一定要再勒索王廷美来找补；就连负责催促牌票的小角色刘永敖，见到刘景高回成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，就是问他讨要辛苦费。

整个案子里，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。

胥吏之害、之贪，在这么一件普通案子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是一种细致无声而又无处躲藏的恐怖，驱之不尽，挥之不去。你的生活，随时可能处于威胁之中；你辛苦积攒的钱粮，随时可能被啃噬。这个案子，被蒋知府雷霆万钧地打灭了，可陶成、陈佐这样的胥吏，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。他们密密麻麻地攀附在各地府县的底层，肆无忌惮地剥害生民。不是每一个人，都有杜山那么好的运气。

所谓青之末，即指于此。

按照惯例，最后还是要说说史料来源。

这个案子，是我在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里翻出来的，编号九十一号。这套资料特别有趣，它以《明嘉靖年钱粮册》和《四川各地勘案及其他事宜档册》为基础合编而成，里面是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至三十年在四川布政司各地办理的案子，一共九十八件。按照规矩，地方办完的每一件案子，都要提交布政司留底，因此得以保存下来。

档案里收录的，全是当时官府判决的司法文书原件。四川的司法官吏们的态度很严谨，每一份案卷记录都非常详尽，细节充实，很多案情经过跟写小说似的。本文里提及的细节，不是笔者脑补，而是皆来自这些记录。比如鄢乾在布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遇到黄德，有地点，有对话，有心理活动，看似小说，其实是出自当时的供状。

这些案子都不是大案，案情也不曲折，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四川官吏、平民的日常生活、经济物价、风土人情，甚至还能看到很多当时社会上的潜规则。不记得19世纪哪位法国小说家说过，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，去法院里坐几天就够了，那里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态的地方。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也有相同的功效。

感谢那些保留下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并做了点校的学者，大明底层社会的鲜活，就藏在这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