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卷 胥吏的盛宴 彭县小吏舞弊案(2 / 2)

显微镜下的大明 马伯庸 25657 字 2023-06-01

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,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。朝廷体面还要不要了?官员威严还留不留了?杜山一纸状书戳破了这一层窗户纸,直接指控陶成、陈佐等几个人欺官,操控县治,连知县都坑死了。结果整个案子从一桩贿赂小事上升到了“彭县还姓不姓朱”的问题,不由得上峰不上心。

这一份状书,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。

一般来说,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。不过推官业务很多,未必每天都在,因此在这之前,公堂还有一个预审环节。

成都府的公堂,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,一个叫直堂吏,一个叫直印吏。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的诉状,初步判断其性质,并签发牌票,召唤涉案人员等;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,他的手里有一个簿子,上面写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几道,用了几次印,有几封诉状上交,有几道牌票发出,等等。两者互相配合,也互相监督。

二十三日这一天,值班的直堂吏叫杨汉采。他收到杜山的诉状,先读了一遍,并没有急着转交。这个指控很敏感,不能偏听一面之词。推官老爷就算要审,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齐了再说。直堂吏的主要工作,就是预先把相关人等材料准备齐全,让老爷可以直接升堂断案。 于是杨汉采当堂写了一道牌票,交给防夫刘景高——防夫也是一个役职,可以视为保安与邮递员的合体——让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赶到彭县,把陶成、陈佐等人提到成都来问话。

刘景高拿着牌票,一路从成都赶到彭县。二十五日他一进县城,迎头就看到两个衙役走过来,看穿戴,一个是快手,一个是皂隶。他们俩特别热情,说设下了宴席,非要拽着刘景高去吃酒。刘景高问他们俩是谁,两位自我介绍了一下,一个叫刘本敖,一个叫王廷用。

原来杜山上告这事,早就被陶成、陈佐发现了。两个人很惊慌,成都府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,断然不能去。好在他们熟悉政务,知道成都府一定会派人来提审问话,只要把这个持牌票的人多拖住几日,说不定就能把这事给拖没了。

于是陶成把刘本敖、王廷用叫过来,让他们二人等在县城门口,专等刘景高抵达,务必死死拖住。刘、王久在公门做事,对这一套惯熟得很。他们在城门附近找了一处房子,弄了半坛子酒、两斤肉还有一盘面,等着刘景高到来。

刘景高不过一介防夫,平时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,看到有人设宴款待,自无推辞之理。三个人在房子里推杯换盏,吃得十分尽兴。言谈之间,刘本敖听出来这位防夫颇好女色,心里立刻有了一个主意。

他假意殷勤,请刘景高去自家安歇,然后直接敲开了对门的门。刘本敖的对门住着一个小媳妇赵氏,闺名叫八儿,平时生活不怎么检点,跟刘本敖有一腿。刘本敖给了赵氏五分银子,要借她美色来羁留来人。

刘景高在刘家舒舒服服睡了一宿,次日起来,准备拿牌票去衙门提人。刘本敖却说不急,拽着他去了赵氏家里喝茶。收了银子的赵氏稍一撩拨,刘景高立刻把持不住了,当晚便奸宿在她家里。牌票哪及白嫖好,办事不如办人忙,从此深陷温柔乡中,此间乐,不思蜀。

刘景高不光免费享受美色,还不停地问刘本敖他们要钱。于是陈佐出了一两五钱,陶成出了一两二钱,王廷用、刘本敖各自出了一钱,凑了二两九钱,送给刘景高。刘景高给了赵氏五钱买吃食,自己留下了二两四钱在身上,日子过得美美的。

这边厢刘本敖用美色拖延,那边厢王廷用偷出成都府的牌票,仔细研读了一下,发现一件怪事:这个牌票上面,陶、陈、刘、王等人俱在其上,可是唯独缺了王廷美的名字。

前面说了,王廷美是王廷用的亲戚,之前借陶、陈之力进了户房,也属于这个小集团成员之一。不过最近几年因为一些琐事,王廷美跟他们的关系并不算和睦。

王廷用一直怀疑,杜山一个泥腿汉子怎么知道去成都府上告,诉状怎么写得如此犀利?一定是有精通刑名之人从中指点。如今看来,八成就是王廷美,不然怎么牌票上没他的名字?

好哇,你做初一,我做十五,别怪我不顾亲戚情面。

王廷用大怒之下,向陶、陈二人说明真相,那两个人又连忙禀明主簿王仲杰。几个人头碰头,想出一个坏主意。在这之前,正好有彭县乡民控诉衙门小吏私收纸罪银五钱四分,王仲杰直接把这个罪过栽到王廷美头上,不容申辩,直接打了他二十大板,投入牢狱里。

这一招釜底抽薪,断绝了杜山的法律咨询之路。没有王廷美支着,一个老百姓能折腾出什么花样?

一来二去,时间进入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十一月份。赵氏再漂亮,刘景高也睡得差不多了,无论如何要提人回成都了。十一月初一,刘本敖在街上溜达,琢磨着该用什么办法继续拖延。他忽然一抬头,看到自家一个亲戚。

这个亲戚叫鄢乾,跟刘本敖是表兄弟,家里尚算殷实。早在嘉靖二十五年九月,家里人出了十五两银子,给鄢乾捐了一个彭州司狱司的候缺吏,那一年他才十二岁。

地方吏员的选拔,一般有三种途径。一是佥充,即选拔有文化的民间百姓,轮候任职,陶成、陈佐、王廷美就是这么进来;二是通过罚充,即把犯了过错的生员、举人、监生等读书人,罚为小吏;从景泰年之后,还多了一个选项,叫作告纳,说白了,就是所谓捐钱买职。

到了嘉靖年间,告纳变得非常泛滥,年龄、能力什么都不考核,交钱就给。当时的价格是,州县典吏二十两,卫所典吏十五两。所以鄢乾捐了十五两银子,遂以十二岁冲龄成了公务员。

鄢乾在彭县候缺了几年,转任成都府,仍为司狱司候缺吏。到了嘉靖二十九年,鄢乾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。这一年的十一月,他刚刚轮完值,请假返回彭县,打算问家里要点零花钱。

刘本敖一看是他,大喜过望。这个表弟在成都司狱司,正好能用得上。于是刘本敖热情地拽着鄢乾回到家里,吃喝一通,然后提出了要求。

他希望鄢乾能利用手里的职权,把成都府催问的牌票再拖上一拖。当然,亲兄弟,明算账,陶、陈、王几个人凑了三两七钱银子,给鄢乾作为酬劳。鄢乾却碍不过亲戚面子,自家又有钱拿,便欣然答应下来。

这事果然办得及时。

十一月初三,杜山见久提人犯不到,再次上堂提告。成都府于初四发下第二张牌票,交给一个叫杜廷玉的差役,去彭县拘人。也恰好在同一日,鄢乾匆匆赶回成都府销假。

不过鄢乾是在司狱司,没法直接干预牌票。他走到四川布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,撞见一个老同僚。这同僚叫黄德,在成都府户房做吏,两个人平日关系不错。鄢乾想到,杜山的案子事涉钱粮,一定会落到户房做审验,便问黄德,能不能请他在户房拖延一下。

黄德当时的表情应该很骇异。这个年轻人胆子太大了吧?事涉钱粮,多大干系,他怎么就敢在布政司门口随意谈论?黄德有心推辞,说户房里没看到这件案子的案卷,估计还留在一堂,没有落房。

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,有心劝了鄢乾一句:“本府老爷法度甚严,你年小不知利害,快莫坏事。”

黄德这句话,绝非虚言恫吓。因为此时担任成都知府的官员,叫蒋宗鲁。

蒋宗鲁是贵州人,普安卫军籍出身,是有史以来普安州第一个进士。此人能文能武,行事极端方。驻守成都时,蒋宗鲁每逢初一、十五日,总要焚香起誓,诵读祷词:“贪婪害民,天必谴之;忠君爱民,天必佑之;有利即兴,有弊即革,凡我僚属,相以勉之。”

这个不是政治作秀。蒋宗鲁在成都知府任上一直兢兢业业,做了很多实事。后来他转任云南,严嵩要当地运输大理石入京做屏风,他深感民众负担太重,愤而上了一封《奏罢石屏疏》,冒死直谏。这事终于作罢,他也因为得罪了严嵩,被迫告老回家。

赶上这么一位有风骨的上司,你还想舞弊挑事,疯了吧?

说完这话,黄德便离开成都出差去了。鄢乾对蒋老爷心存忌惮,有心把三两七钱贿款退还刘本敖,可他有本职责工作,不敢擅自回彭县,便把银子留在办公室内,寻思着下次回家捎回。

这边黄德办完差回来,心里可犯了难。按道理,他既然知道了这个行为,应该立刻举报。可这样做,等于跟鄢乾结了仇。可不举报,万一鄢乾真是失心疯,收了钱去拖延了牌票,事发一审,他也会落得一个知情不报。黄德心下犹豫,便去堂前查了一下,看这案子到底办得如何了。

一查才知道,还好,鄢乾没办成这事,黄德也就放下心来。

这时成都府发出了第二张牌票,由杜廷玉前往催促彭县提人。彭县这边一看催票要到,陶、陈、刘几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们久知蒋宗鲁的威名,知道自己若去了成都府,事情怕是要坏。他们商量不出结果,决定去找主簿王仲杰拿主意。

谁知这些人走在街上,无意中被杜山的老婆陈氏看到了。

陈氏对自家丈夫的官司很上心,一看牌票里要提的这些人居然还敢在街上闲逛,上前一把抓住刘本敖去王仲杰那里见官。王仲杰自然是偏袒自家小弟,把陈氏打了一顿,撵出公堂。杜山听说以后,心里更是恼怒,等着第二张牌票到彭县,有你们好看。

说话间,杜廷玉抵达了彭县。代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痛快地接了牌票,派出一个叫刘兴二的快手,赶往杜山家里。刘兴二先吆喝杜山请他吃了一顿酒肉,然后将其当场锁拿,送进了县狱里头。

等会儿,牌票上要提的不是陶、陈、刘、王四个人吗?抓杜山干吗?

因为杜山是整个案子的源头,必须先把他控制住,然后才好幕后操作。王仲杰老于宦海,深知关键所在。他明面上催促刘兴二继续去拘拿另外四个人,做做样子,暗地里却安排这四个人尽快脱罪。

怎么脱罪?

陶成、陈佐二人当晚找了本县的三个平头百姓,分别叫高汝冲、赵伟和段自成。陶、陈在赵伟家摆下一桌酒席,请三位吃饱喝足,然后说出了脱罪的计划。

首先陶、陈二人会设法说服杜山承认是诬告。既然是诬告,这个案子自然也就撤销了。

可是撤销之后,杜山所积欠的解粮和罪谷,还得如数交清。杜山显然出不起这个钱,接下来高、赵、段三人会站出来,说我们平日跟杜山关系良好,情愿替他缴纳解粮和罪谷,替他免罪。

这笔粮食,亦不用他们三人真出。陶成、陈佐各出十四石二斗五升,刘本敖、王廷用各出五石,凑出三十八石五斗,恰好可以抵消杜山积欠的二石五斗解粮和三十六石罪谷。

换句话说,这几个人打算花钱免灾,自己掏腰包把缺额补上,换杜山闭嘴。

这个方案代价不菲,可为了避免触怒蒋宗鲁这尊大神,他们也只得忍痛出血了。

杜山被关在彭县监牢里,吃了不少苦头。他听到陶成、陈佐提出的方案之后,虽然心中不爽,可这已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,只好点头同意。几方面都疏通好了之后,陶、陈先去禀明主簿王仲杰,说杜山自承诬告,自愿销案。然后段自成出面,把杜山从监狱里保出来,表示愿意交粮赎罪。

这一套手续做得滴水不漏。王仲杰和刘兴二解释了几句,说案子是一场误会,县里已经解决,让他不必提人。一场危机就此弭平。

可让彭县小集团没想到的是,这边刚安排妥当,那边又出事了。

事情出在刘景高身上。

他贪恋赵氏八儿,一直滞留彭县不归,这引起了成都府的关注。当初发下牌票的直堂吏杨汉采一查记录,发现十月二十三日发出的牌票,到十一月中还未缴还,持票人刘景高也一直没回来。杨汉采当即又发出一张牌票,派出成都府直属的快手王童生,去拘刘景高的歇家张万益。

歇家在明代是个特别的职业,营业范围很宽泛,举凡生意买卖、说媒拉纤、荐工借贷、诉讼写状之类的都能做,可以说是一个代办各类业务的公司。尤其在官府事务上,歇家很重要。比如老百姓告状时,得有歇家作保,官府才收你的呈状;比如官府收押犯人,怕监狱条件太差囚犯死掉,就由歇家作保领回去关着;再比如官府要解送或提审人犯,歇家可以包当防夫或解户,为其押送犯人作保。

刘景高和张万益的关系,就是最后一种。张万益是解户歇家,是他推荐的刘景高担任防夫,负责官府的各种解送任务,张万益则为刘作保。现在刘景高迟迟不归,官府自然要找张万益的麻烦。

可惜张万益外出未归,于是成都府派了一个叫刘永敖的水夫,把他母亲章氏锁拿关入府仓。章氏在里头战战兢兢地待了好几天,直到蒋知府清理仓犯才放出来。张万益回来以后,看到母亲如此遭遇,吓得魂飞魄散,只好承诺要亲自去彭县找那个浑蛋。

经过这么一闹,成都府想起来了,怎么彭县要提的犯人还没到?本府第一次发牌票没到,是因为刘景高失踪,情有可原;可本府明明派刘兴二送去了第二道牌票,怎么还是寂静无声?

结果,成都府又发出了第三道牌票,由一个叫齐表的快手持票,会同张万益一起,迅速前往彭县查看刘景高的下落,兼提人犯。

这一次牌票,谁也躲不过去了。

张万益把刘景高从赵氏闺房里拎出来,气哼哼地往成都拽。齐表还要把涉案四人带走,可王仲杰出面解释,说案子已经销了,要不我派他们去成都府解释一下吧。

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,陶成和陈佐分别派了堂侄陶田、父亲陈春,会同张万益、齐表、刘景高先去成都。陶、陈、刘、王四人承诺晚一日即至。

这一行人抵达大安门内,陈春、陶田主动花了六分银子,在一户叫王台的酒家里买了一坛酒,请刘景高、齐表、张万益喝。喝完以后,这一行人来到铁五显庙街,寻了一处旅店投宿。到了二十七日,刘、齐、张三人来到承流坊下,等着陶成他们到来。

这时刘永敖,就是拘捕张万益母亲的那个水夫,跑过来,责问刘景高为何这么晚才回来,从成都到彭县也就一天路程,你拖延了整整一个月。刘景高面不改色地解释,说那些人犯俱各有事,我得等人凑齐了,才好回来缴牌。

刘永敖说我为了你这事,几次被上司责问,你得赔我点人情。刘景高本不想给,可是他的歇家张万益坚持让他给,他只好从陈佐贿赂自己的银两里分出四分,给了刘永敖。张万益表示为了你的事我妈也去牢里待了几天,你看着办。刘景高只好又吐出两钱五分,算是给章氏压惊。

刘景高打点完这些人,继续站在承流坊下等。可左等不来,右等不来,陶、陈、刘、王都不见踪影。他起了急,只好再返回彭县,继续催提。那四位却一点不急,反正杜山那边也打点好了,粮食都补缴了,再拖几日,一俟粮食入了府库,账簿一平,这事便能抹个干净。

摆平了刘景高,这几个人松了一口气,觉得有惊无险,这趟麻烦算遮过去了。可陶、陈二人万万没想到,在这个节骨眼上,手下那两个闲汉却坏了事。

前面说了,他们四个人合资替杜山还了那笔粮食,其中刘本敖、王廷用各出了五石。这俩货平时只吃不吐,这次被迫割肉,简直心疼到不行,觉得必须从别处找补回来。于是他们俩又跑去恐吓王廷美,说他犯了侵收纸银的重罪,讹了三钱五分银子、价值六钱的十二斤茶叶、价值三钱七分的八斗黄豆。

要说王廷美也挺无辜的,好好在户房干着,只因为被人怀疑是杜山的幕后推手,便被打入监牢,吃了几天牢饭,还被刘本敖、王廷用几个宵小反复敲诈,出血甚多。

泥人也有土性。王廷美愤愤想到,你们不是怀疑我唆使杜山去告状吗?行,爷这次就亲自去告一回!他径直跑来成都府,把陶、陈二人强迫杜山承认诬告,又找了三个人替他补粮的勾当,一股脑全说了出来。

这次接状的,仍是直堂吏杨汉采。他一看,咦,这案子有点眼熟,好像是之前那桩久提人犯不到的杜山案后续。杨汉采觉得这事自己没法自专,上报给了知府蒋宗鲁。蒋知府一看,好嘛,钱粮这么大的事,你们都敢肆意篡改挪移,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?简直视《大明律》如无物!

蒋知府异常震怒,亲自做了批示。仍由杨汉采写了一张牌票,派人再去彭县提人。这一次成都府派的是正经差吏,而且要即提即走,不得耽搁。

这么大动静,成都府内部先传了遍。鄢乾很快听说蒋知府震怒,非常惊慌。倘若刘本敖把行贿之事说出来,自己必然不保。他猛然想起,刘本敖给自己的贿银三两七钱还扔在办公室,赶紧跑回去拿。

拿到了银子之后,鄢乾不知该怎么处理。他思前想后,居然想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计策。他趁着晚上公廨无人,偷偷把这封银子扔到户房黄德的桌子上,要行栽赃嫁祸之事。

黄德原本出于好意,没去举报,却没想到农夫碰到了蛇,反而要被鄢乾陷害。好在黄家有一个亲戚黄春童恰在附近,看到有人影扔下银子在老爷桌上就走,心中生疑,紧追过去连问是谁。鄢乾不敢回答,只得闷头跑,跑到库楼下面时,一不小心,自己头上的吏巾掉落在地。

吏巾不是头巾,是吏员专用的软帽,平顶露额,正中一道折,背面一对乌纱帽翅。这种帽子的主体是庶民样式,但又多了一对官员用的帽翅,正好符合吏在官民之间的地位。

黄春童当即把这吏巾捡起来,连同那一封银子送到户房收好,然后把黄德叫过来。黄德一看,便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对鄢乾再无什么愧疚之心,把这两样东西直接交到了知府蒋宗鲁手里。

蒋知府闻言,立刻派人将鄢乾收押审问。这个鄢乾别看只有十六岁,心思却颇歹毒,自己都已经陷进来了,还要胡乱攀咬,说陈佐的父亲陈春送了杨汉采白银七钱五分云云,结果这谎话当场被揭穿。

蒋知府把鄢乾收在监狱里,又追了一道牌票到彭县,叮嘱务必拿涉案人员到府。

两道知府亲发牌票相继抵达,在彭县的影响力堪比炸弹。这一次再无侥幸,陶成、陈佐、刘本敖、王廷用以及陶田、陈春等人,乖乖被解到了成都府。

成都府调来杜山、王廷美的诉状,一一审问,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审了个清楚。陶、陈、刘、王四人要挟杜山自承诬告之事;刘、王二人诬告讹诈王廷美之事;刘本敖贿赂鄢乾之事;刘本敖等贿赂刘景高阻挠公务之事;陶、陈将四个解户捏成一户欺骗胡知县之事;陶、陈二人敲诈六十二个解户之事;甚至连刘本敖、王廷用两人买闲,王廷美越次争参等旧事也被翻了出来。

蒋知府没想到,区区一件解粮案,牵扯出这么多隐情。若无上官庇护,这些人岂能在彭县如此嚣张?他立刻发下一道措辞严厉的文书,责令彭县主簿王仲杰来府上问话。

其实蒋宗鲁并没打算把案子办到主簿这一级,彭县知县、县丞一直空缺,主簿再落马,县里群龙无首了。所以他在文书里还特意说了一句“如查无干,即放供职”。

可王仲杰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差了。陶、陈等四人被解往成都府以后,他惶惶不可终日。蒋宗鲁的文书一送到,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夜里二更时分,堂堂的彭县主簿王仲杰居然绕过成都府派来的耳目,翻过衙门后墙跑了。

这可真是多少年都没出过的奇闻。

成都府没奈何,只好先把其他相关人等拘押起来,解送府上。

又是一轮审下来,把陶、陈等人多年来敲诈勒索的一桩桩事情全抖搂出来,王仲杰庇护纵容刁吏的事情也被相继揭发。这个彭县小利益集团的积年龌龊,终于被完全掀开。

等到了这桩案子审结之时,一共有十八个人被判刑。除了陶、陈、刘、王四名主犯之外,还有那四个未完解粮的解户,那三个自愿替杜山赎买的百姓,彭县主簿手下的几个小吏,成都府先后派去彭县提人的几个防夫、快手、水夫,包括陪刘景高睡觉的赵氏八儿、受贿栽赃的鄢乾、被刘景高连累的歇家张万益,连苦主杜山与王廷美,都被关起来了——他们俩一个解粮未完,一个当初贿赂主犯越次进入户房,这些罪行不会因为他们是受害者而免除。

所有涉案人犯里,最无辜的要数那位户房老吏黄德。他虽然举报有功,可在审理中发现,他当初听见鄢乾徇私的要求,没有及时报官,也要判罪。

这件案子虽然涉事甚繁,但内情不算复杂。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布了判决结果:陶成、陈佐两人,杖一百,徒三年,而且要先在衙门前站枷号一个月,以儆效尤;刘本敖罪减一等,杖八十,徒两年;王廷用再减一等,杖七十,徒一年半。不过刘、王二人最终免去了杖刑,代价是发配到附近的卫所,终身充军。

赵氏八儿、杜山、刘景高、张万益等十几个人,分别判处杖八十,但允许用钱粮折免。只有王廷美和黄德,他们虽然犯律,但情节轻微,态度又好,蒋知府法外开恩,将他们无罪开释了。

至于鄢乾,他先被判杖八十,然后被褫夺了候缺吏的身份,革役为民,这辈子也别想做官吏了。

这个判决,应该说是很公允的。毕竟案子里没闹出人命,涉案金额也不大。人犯们忙来忙去,都是几分几钱地抠着银子,最大的一笔赃款,也不过陶、陈向那六十二个解户索要的四两九钱六分……

有意思的是,在这份档案后,还附了一份“照出”。

“照出”里开列的,是犯人需要承担的诉讼费用——术语叫纸银——以及各种赃银的最终去向,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比如鄢乾、黄德等人,得掏纸银二钱,其他彭县犯人要掏纸银一钱。“照出”里还特意写明,刘本敖贿赂鄢乾的那三两七钱银子,由黄德上缴,充入府库。

一干费用,算得清清楚楚。

唯一在逃的犯人,只有一个前彭县主簿王仲杰。这位腿脚挺灵便,比香港记者跑得还快,出逃之后,成都府一直没逮住他。蒋知府没办法,给王仲杰的原籍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,提请当地有关部门注意,一发现他的踪迹,立刻拘拿。至于后来到底王仲杰有无归案,这个就实在不知道了。

纵观这一桩彭县窝案,案情一点也不曲折离奇,也没什么诡谲凶残的情节,动静只限成都一府一县。但它相当具有代表性,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胥吏们的日常生态。

从户房的算手到府衙的防夫,从公堂上的皂隶到奔走乡间的快手,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权力在手,他们便会挖空心思,在每一个细处寻租,从每一件政务里讹诈。更可怕的是,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。陈佐得知胡知县查侵欺案时,第一反应不是惶恐,而是借机敲诈杜山;刘景高奸宿之余,还不忘问刘本敖讨要零花钱;刘本敖、王廷用补交了赔款之后,一定要再勒索王廷美来找补;就连负责催促牌票的小角色刘永敖,见到刘景高回成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,就是问他讨要辛苦费。

整个案子里,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。

胥吏之害、之贪,在这么一件普通案子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是一种细致无声而又无处躲藏的恐怖,驱之不尽,挥之不去。你的生活,随时可能处于威胁之中;你辛苦积攒的钱粮,随时可能被啃噬。这个案子,被蒋知府雷霆万钧地打灭了,可陶成、陈佐这样的胥吏,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。他们密密麻麻地攀附在各地府县的底层,肆无忌惮地剥害生民。不是每一个人,都有杜山那么好的运气。

所谓青之末,即指于此。

按照惯例,最后还是要说说史料来源。

这个案子,是我在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里翻出来的,编号九十一号。这套资料特别有趣,它以《明嘉靖年钱粮册》和《四川各地勘案及其他事宜档册》为基础合编而成,里面是嘉靖二十八年(1549年)至三十年在四川布政司各地办理的案子,一共九十八件。按照规矩,地方办完的每一件案子,都要提交布政司留底,因此得以保存下来。

档案里收录的,全是当时官府判决的司法文书原件。四川的司法官吏们的态度很严谨,每一份案卷记录都非常详尽,细节充实,很多案情经过跟写小说似的。本文里提及的细节,不是笔者脑补,而是皆来自这些记录。比如鄢乾在布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遇到黄德,有地点,有对话,有心理活动,看似小说,其实是出自当时的供状。

这些案子都不是大案,案情也不曲折,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四川官吏、平民的日常生活、经济物价、风土人情,甚至还能看到很多当时社会上的潜规则。不记得19世纪哪位法国小说家说过,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,去法院里坐几天就够了,那里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态的地方。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也有相同的功效。

感谢那些保留下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并做了点校的学者,大明底层社会的鲜活,就藏在这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