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，对国朝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

在财政日益困难的情况下，朝廷实行两税法，由古代的“舍地税人”转向“舍人税地”方向。人丁，不再是征税的衡量标准，资产才是，故极大得罪了权贵。

但朝廷财政困难，从富人权贵身上弄钱的想法非常迫切，最后还是执行了下去。

两税法的推广，造就了商业的日益繁荣，商业方面的税种逐渐增多，不再是安史之乱前那种可有可无的状态了。

商业的繁荣，带来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。

比如今日前来兴道坊府邸的富商大贾，都是乘坐装饰考究的马车来的，而且遍身罗绮，仆从如云。

商人亦可做官，国朝不少官员本就是商人出身。

时人对经商之羡慕也溢于言表，商事诗多得数不胜数。文人也收受商人钱财，在题壁诗中加入商业元素，其实就是打广告。

拓跋思敬已来长安数日。

他现在是一个标准的商人，从绥州贩卖牲畜来关中。

灵夏一头羯羊二百多钱，关中有的地方四百余钱，有的五六百钱，长安甚至更高，这就存在了巨大的牟利空间。虽然不像有的商品动辄几倍、十几倍利，但羊的需求量大啊，走量的东西，哪怕不到一倍利，也是值得做的。

关中这百余年来，算是承平的了。偶有几次战事，也是局部性的，且很快就平定。最严重的巢乱，也没有波及到京兆府北部、西部，经过了七八年时间的休养生息，百姓又缓过了气来，生活走上了正轨。

拓跋思敬做的不是这种小生意，那样太零碎，他搞的是长安城里的大生意。

朝廷有制：亲王以下，二品官，每月发的俸禄里面，不算其他米面油醋酒果子之类，光肉食就有“羊二十口、猪肉六十斤、鱼二十头”；三品官是十二头羊，四品、五品官每个月供给九头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