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的漕粮箱为何会被使用，因为眼下大明的漕粮会经过陆运+海运+陆运的方式，这样就减少了称重的麻烦，过往的漕运，往往会因为称重的原因，闹出不少的纠纷，新粮旧粮，蒸干，车马等等一系列的问题，都随着度数旁通的标准化得到了改善。

同样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了监察追责的问题。

这些漕粮箱每过一次手，都会贴上封条，经过了哪个衙门就过谁的手，一旦漕粮出现了问题，就追查到哪里，这也是押箱不押货的基本监察原理，这是张居正考成法中重要的一环，如果可以推而广之，甚至在商业上都能形成有效的追责机制，目前大明毛呢官厂已经用上了这种法子。

封条一贴，盖章的地方撕下一个角来，是洪武年间空印案之后形成的祖宗成法。

大明的齐缝书押和印章、在贵重物品上再撕下一角作为堪合凭证，是大明两百年的管理方法。

为了确保这二十万粮食能够顺利抵达海港，还将启用大明最先进的船，五根桅杆21帆面，长二十丈，宽为四丈，长宽比为5比1，主桅的高度为三丈二尺的五桅过洋船进行运输。

这也是五桅过洋船第一次入京海航，一艘船可以装1.2万石漕粮，剩下的由随行六十六艘松江镇军兵率领的三桅夹板船负责，同时还有二十名海防巡检，驾驶水翼帆船居中传信护航。

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正在松江府集结，他们不是在准备出海商贸，而是将南粮送往北衙。

这是王国光初步设计的大明银粮对流体系，大明将白银带到北方，而后让商贾从南方运粮到北方，这也是当年京杭大运河的具体作用，北方土地贫瘠，多征战，粮食供应总是短缺，稍有风吹草动，粮食的价格直接飞速攀升。

当年的盐粮对流体系，也是这样的道理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明官场盐丁的逐渐流失以及大明开中法的系统性、结构性遭到了破坏，最终让盐粮对流完全失衡，时至今日，盐引之所以仍然拥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，是因为合法。

这盐引是合法的盐政，大明的商贾不总是大胆包天，最近朝廷稽税房如火如荼的稽税、追欠，让合法盐引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得到了一个快速的提升，过去一小盐引价值1.5银，一大盐引价值5两银子，最近飙升了大约15%，一小盐引（120斤）价格增长到1.725银，大盐引（400斤）价值飙升到5.75银。

盐引不需要在官厂兑换，盐引只代表着贩盐生意的合法，万历元年到万历三年，朝廷一共就发行了3963270引，每年大约为一百三十二万引，而且这个需求量还在不断的增长，根据盐引数量，王国光估算出了大明大致人口数量在一个亿左右。

这种估计是非常粗糙的，并不是作为四差银征收依据，大明的正赋和劳役的唯一数据依据是黄册和鱼鳞册。

凌云翼这个从江西调往两广的总督，权豪们终于忍不住要弹劾了，两广的缙绅们以为来了个不贪不腐的总督，那就是青天大老爷来了，没想到还真的是青天大老爷，他凌云翼还不如贪一点！

朝臣们都有点绷不住，但是凌云翼真的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，任何拒绝朝廷命令的缙绅权豪，一律被打为谋逆，予以物理消灭的惩罚。

凌云翼说到做到，比如在万历三年四月份，凌云翼上奏朝廷宣布任何人不得和罗旁山瑶民商贸往来，不得贩盐入山，违者重惩，与逆民往来、鼓噪、参与民乱，一律等同谋逆坐罪。

万历三年六月得到朝廷核准后，张榜公告，在万历四年正月起实行，万历四年正月，凌云翼就轰破了两家权豪户的大门，将家主两人，附逆作乱的家人等十数人，坐罪论斩，奏疏已经送到了刑部衙门。

是真的轰破，推着大将军炮就把人家大门给炸开了，而后一拥而上，将全家人都抓了。

现在终极决策权，来到了文华殿内。

一方面是凌云翼的荡寇平定民乱，一方面是权豪户们请求朝廷手下留情，衡量的准绳就是，这电白林氏、广州伍氏是否要处斩。

凌云翼的证据确凿，从万历三年正月起，就开始收集对方的罪证，一直等到万历四年正月，对方在朝廷明旨的情况下，仍然抗旨往罗旁山瑶民处送盐，关键是这两家还参与到了鼓噪百姓加入民乱，凌云翼械送这些案犯入京，那是铁证如山。

权豪缙绅们叫苦连天，争相求情，理由也还算充分，说两广总督殷部堂在的时候，大家也都跟匪寇做买卖，殷部堂就不管，殷部堂也是平倭荡寇，短短四年就将倭寇剿灭一空，殷部堂要的钱粮确实要的多了点，大家都不乐意，但殷部堂从来如此苛求，朝廷若是吹求过急，是不是有失圣上仁德？

刑部尚书王崇古终于想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开口说道：“此案入京之后，我部对卷宗进行了核查，人证物证书证，历历可循，刑部认为该杀，坐罪轮斩，抗朝廷明旨为谋大逆，若不治罪，朝廷威严何在？”

群臣开始讨论该不该杀。

殷正茂在两广因为缺少粮饷，广摊派，把名单上的权豪缙绅一划拉，直接核算，不给就拆门，还不给就搬床，方式和方法虽然不温和，但两广缙绅权豪，的的确确提供了粮饷助军荡寇平倭。

在讨论中，万士和往前探了探身子说道：“礼部经查，两家并无三品以上官员，不在八议之列。”

朝堂风向标万士和的这个风向，代表着讨论的风向已经彻底倒向了杀的方向转变了。

“大司寇和大宗伯，是不是太激进了些？”朱翊钧的倾向很奇怪，他觉得王崇古有些激进了。

王崇古稍微愣了下说道：“陛下，大明会典未曾修纂完成，这刑名混乱，臣这司寇也刚做没多久，对刑名不熟悉，还请陛下朱笔御断。”

当大明律和大明皇帝的意见产生了分歧的时候，以大明皇帝的意见为准。

王崇古从来不认为大明存在法律这种东西，这也是他对张居正重用循吏不认同的分歧源头之一，守法循理的官吏，大明哪有什么律法？

他这个思路是逻辑自洽而且非常合理的。

从身份上讲，君子，治人者也；小人，被治者也；

大明的律法小民们压根就不懂，也不知道律法在哪里，在遇到了事儿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是托庇于权豪，请权豪为自己游说一二，而且往往很有成效，这是大明的姑息之弊的具体体现。

而大明的律法对于肉食者而言，根本就是白纸一张，无法有效约束肉食者，因为肉食者是和治人者是高度重合而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所以大明的律法，上不能约束肉食者，下不能约束小民，这律法可不就是白纸？说大明律，刑部尚书只觉得可笑，大明只有一个法律，那就是王法，陛下的金口玉言。

对于循吏，王崇古的理解是能做事、能做成事的人，这才是循吏的根本面目，而不是守法循理的官吏。

王崇古的这个理解是基于自己的践履之实，世宗皇帝有一本《钦明大狱录》，首辅张璁编纂，里面就写了几个案件，全都是皇帝钦定干涉司法的铁证，李福达案、长沙豪民李鉴行劫杀人案、光源陈洸居乡不法案、京师张福杀母案等等。

尤其是李福达案，在大礼仪的党争之中，牵连甚广，李福达和曾光一样的妖人，这妖人化名张寅，因为捐粮纳输成为了太原卫指挥使，本来李福达已经被坐罪论斩，因为牵连到了武定侯郭勋，而武定侯郭勋只用一句话，就让这个案子翻案了。新笔趣阁

武定侯郭勋说：陛下啊，我因为赞同为皇帝亲生父母亲上尊号而触犯了大家，所以他们才要剥皮见骨置我于死地。

嘉靖皇帝立刻下旨开始重新审定，最终李福达被无罪释放，官复原职还是太原指挥使。

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，四川大寇蔡伯贯被捕，事情才真相大白，李福达就是张寅，张寅就是李福达，一场波及数年的冤案终于沉冤昭雪。

案子的真相究竟如何真的重要吗？不重要。

高拱和张居正因为改革的政治立场，高度赞同当年张璁和桂萼的判定，在明穆宗实录中，将李福达案仍然认定为诬告，将李福达和张寅二人混为一谈的诬告，而非妖人案。

所以，李福达案究竟是不是冤案，在嘉靖年间不是，在隆庆初年是冤案，在隆庆四年起到万历年间，又不是冤案了。

李福达究竟是不是张寅，这个案子是否诬告，早已经和事实无关，在案件爆发之初，案件已经完全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。

所以王崇古不认为大明有大明律这种东西，只有皇帝的意志，就是大明最大的那一片天。

王法？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！

所以小皇帝说是否太过于激进，王崇古立刻调转枪口，改变口风，以自己刚刚做司徒不了解刑名，大明会典仍未修纂完备为由，请皇帝直接宣旨，阿旨定案，大明的传统艺能，刑部尚书的标准被动技能。

“大司寇，朕的意思是不说杀，也不说不杀，这案子就这么查补，暂且糊涂着，人先扣着，天牢里也不缺这些个口粮。”朱翊钧看着王崇古诉说着自己的想法。

朱翊钧看着群臣开口说道：“朕说说朕的想法。”

“两广地面的权豪们，大的方面还是支持朝廷平倭荡寇的，殷部堂和凌爱卿在两广主持平倭荡寇，无论用了什么方式方法，权豪们都认捐了，包括了广西官运盐事，权豪也算得上配合，若是现在倭寇平定，就开始喊打喊杀，是不是有卸磨杀驴之嫌？”

“朝廷若杀，权豪心有戚戚，恐更进一步跟瑶民互通有无，更进一步导致两广战事糜烂。”

朱翊钧其实不希望权豪们完全站在朝廷的对立面，给凌云翼更多的操作空间和余地，一旦权豪再跟民乱沆瀣一气，那朝廷就把人杀了人，让凌云翼更好做事。

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手段罢了，他也是想让凌云翼能够真的做成事儿。

兵部尚书谭纶听闻，认真思虑之后问道：“陛下，若是权豪仍然和瑶民连气相生，那连权豪一块剿了，不就好了？”

“大司马所言有理。”朱翊钧一愣，沉默了片刻，认同了谭纶这个说法，他的说法非常符合践履之实，权豪既然还要违抗明旨，直接坐罪论斩，把权豪直接一块剿了，不就结了？

万士和思虑再三说道：“陛下有仁心仁德，臣以为此乃大明之幸，但是公然违抗朝廷明旨，臣以为不应姑息。”

次辅吕调阳询问道：“元辅以为呢？”

“臣以为陛下所言有理。”张居正的表态突出了一个模棱两可。

陛下主张不杀，又赞同谭纶连权豪一道剿灭的暴论，所以张居正说陛下言之有理，但是是杀还是不杀？还是说，只要陛下说的都是对的？

尊主权是张居正变法的核心，所以他这话的意思是，只要陛下说的都是对的。

“那就杀了吧，朕远在北衙，而两广在极南，任事大臣面临如何困境，只言片语也说不清楚，既然证据确凿无误，那就杀。”朱翊钧最终下了决断，明公们都说要杀，连最温和的万士和都很明确的说，不主张宽宥姑息，那就杀了就是。